为什么20多年来班组管理一直被忽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市场社会的兴起瓦解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根基，昔日班组中高度凝结的集体意识被置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分散的价值取向。虽然班组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但联结它的只有利益而没有了内在的精神纽带，大家组合在一个班组里为共同谋利而奋斗是应该的，但仅仅限止于此则是班组的悲哀。崔利的班组之所以引人注意，就在于她所管理的班组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利益的共同体，还在于它是一个精神的共同体，这种精神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集体主义决策。

集体主义决策是中国式管理的优良传统，团体领导人在决策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征求并尊重成员的意见。我们读中国历史会发现，成功的领导人身边总有谋士，即便是战场指挥员，他赖以成功的基本力量不仅取决于战将如云，也取决于谋士如云。中国团体领导人倚重谋士的作风实际上是一种集体主义决策的表现。与此类似，一切征求团体成员的意见集中团体成员智慧的做法，都是集体主义决策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

但是，集体主义决策与民主管理有关但不是民主管理，民主管理是建立在表面制度上的一套规则，而集体决策是潜规则，职代会必须按照程序届时召开，集体主义决策则没有硬性的制度限制，管理者决策时可随时找谋士商议，也可以自作主张，但承认个人对掌控全局往往力有不逮，更承认领导者个人即便神机妙算计谋过人而决策最终还需要经过团体成员的“再改造”才有可能落地生根，所以与其个人说了算（即便说得最好）也不如商量着说了算。

崔利处理很多事情都是商量着来的。一些职工因为加班需要倒休，而不倒休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要倒休还是要报酬，处理这样一件小事，班组长当然可以自己拍板代工人做主，但崔利绝对不会这样做，崔利要职工自己思考并选择，最终大家都愉快地选择了继续上班。

“商量着来”，这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决策方式。我们反思民主管理几十年的路程，在建立制度上先后有职代会制度、民主评议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等等，但这些制度最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职工真正的首肯？所以，“商量着来”的集体主义决策方式实际上比民主管理制度可能更有效，因为它不局限于表面的、刚性的制度，而是融贯于一切生产过程之中。诚然工人并不都是胸怀锦绣的谋士，但在具体的事件中特别是在个人利益方面他们比谋士更能计算，与其代他们计算不如与他们商量着来。

正是一切事情，崔利都跟工人商量着来，所以纵使所讨论的都是个人利益，而事实上却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思维范式，不是商量的内容而是商量的形式推动了集体主义的形成与纵横关系的相互融合，从而有效地抵御了市场个人主义对集体意识的瓦解，并保证了崔利的班组比其他班组更具凝聚力。

（河北工人报 2010-12-22  记者 赵新月）